。世界观如果错了，就会造成思想禁锢，而禁锢的思想用于治世，就会使治世
现偏颇，甚至方向都错误。
比如，董仲舒在学问发展上的世界观错了，所以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而“独尊”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儒学的自大，自大带来的就会是固步自封，最终造成的就是思想禁锢。
比如二程的学说，在世界观上认为，太极是宇宙的
本和本
，这个世界的一切，都是从太极
来的。——名可秀认为，这个作为“宇宙观”是可以的，但作为“世界观”就有很大问题了。当然，儒家是将“宇宙观”和“世界观”视为一的——名可秀认为，这本
就是错误的。
卫希颜的通俗解释，这就好比用*社会的世界观去指导封建主义社会的世界观……咳，太过
大上，其结果就只能是空想主义。
二程以太极确立了“大上”的世界观，那么如何认知这个世界观、也就是太极呢？——这就是方法论了。二程就说，太极只是一个“理”字，当你一旦通理，就明白了太极，自然尽知天
万
万事，可修，可齐家，可治国，可平天！
那么这个“理”又是什么呢？二程说，“理”不能言之，需要你自己去思考，去想……
那么，如何去思考呢？
二程这回说得明白了，须得“格穷理”！
先说“格致知”，这是儒家“大学”之
的基石。
在先秦时代，“格致知”这个词，并不是特别
奥的话，故用不着
什么解释。但是从汉代以来，由于先秦很多典籍遗失，可以说现了文化断层，儒家对它的解释就现了很大的问题，由此导的方法论，可谓千差万别。
以二程论，他们将“格”解释为推究、穷尽的意思。
所以，二程洛学的方法论，就是穷理。
那么如何穷理？二程说了，就是多读书讨论、应事接。当然最本的还是读书。读什么书？儒家经典。因为宋代儒家推崇孔孟，认为孔孟是掌握的人，或者说孔孟就是，所以宋儒追求的就是“孔孟之”——当然这是大多数儒家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这么认为，比如陈抟、苏澹这
传承自然易的，就只将孔孟当成掌握了一
分大的圣人，譬如老
、庄，墨等，他们认为也都掌握了一分大，总之一句话：“孔孟不是唯一，易之才是天地大。”
因此，二程认为的格穷理，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，悟孔孟的圣贤之。
如果仅仅是修齐家，那倒无妨。因为圣人是万世师表，照着学肯定是没错的。但是儒家是
世的，是要治国平天的，是要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实际问题的，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，比如治理黄河，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……
这就事儿了。
像卫希颜这不学问的都知，
问题要分析，在现实寻找解决的办法。而且很多新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
步而现的。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，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。比如在
秋时代，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，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，当时孔孟等先秦圣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，不说现代，就是放在宋朝来看，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。
便如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，西汉的
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，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，怎么行得通呢？
名可秀认为，二程洛学的谬误之
就在这里——不在现实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、找答案，然后照搬。
这怎么行得通呢？
而二程的世界观，来自于周敦颐，而周敦颐的理论基，源自于陈抟的——从这里确立了天人
应、格致知、存天理、灭人
等程学主张的源
。
然而“太极”玄之又玄，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。否则，修“太极”大的人那么多，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？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。正因为“太极”大是“神”，你悟透了，那就脱离“人”的桎梏了。就比如讲，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“太极”大，对自己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？——人就是“太极”“
”的产呀。
所以，二程将“理”着落在“太极”这个“大上”的世界观上，研究来研究去，都究不这个“理”之所在。最后，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。因此，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、二教的实用主义。
这就糟糕了。
名可秀曾对卫希颜，作为宗教，可以在修养
上应用，养善修德是很好的，但不可用来治国。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，开放的，而作为宗教的佛二教的思想必须带有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，以及“本教之外非教”的封闭主义。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，最终会变成一禁锢之学。学到最后，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悟理，从儒经去“格”治国的理——这怎么可能呢？
稻谷是从儒经“格”来的吗？
农、
车是从儒经“格”来的吗？
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利沟渠吗？
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？
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？——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，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
：它讲经世致用。而经世致用，就意味着要着
于当，切合实际。
政治家治国，必须着于实际。百姓日用，也必须着于实际。都不能“不易者为用”。不随着时代变化，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，成为“死在沙滩上”的“前浪”。
名可秀说，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？因为错解了，“不易者为庸”。这就错到上了。比二苏都不如了，苏轼、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“激害民”，而不是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。从这方面讲，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。如谯定的谯氏蜀学，就是其的典型。所以，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，但二人从易经“格”的“宇宙观”——准确地说是世界观，却是不同的。
因此，名可秀曾对苏澹、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，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，是要从孔的儒学，悟真正的“世界观”，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，建立正确的方法论。只有世界观对了，方法论才会对。就算现错误，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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