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 - 第2节

养虎卧，识者以为忧”。他还把天主教比作白莲教，诬其暗结社，图谋不轨，说教徒张贴十字架极有可能是一妖术，而使用望远镜明为观察天文，实则十分可疑。

    杨光先的这些文章极有煽动。为了扩大影响，他把《辟邪论》《距西集》印行五千册，四散发。其所产生的效果，用他的话说是“朝野多谬许之”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人都表示赞许。后来，他的《不得已》印行时，有人称杨“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”，赞其书“正人心，息邪说”，“持论锐利”，实为“第一有关名教、有功圣学、有济民生之书”。据史料记载，此书印行后，西人以重金购之，每二百金，“悉为焚毁，灭其迹”。至雍、乾年间“传本已鲜”，极为珍贵，由此也可见影响之大。

    当然，对于杨光先来说，这些声讨只是开始。或者说，只是一战前的，为了从思想舆论上先声夺人。到了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，他的正面攻开始了。

    这一年的五月和十二月，他先后两次上疏，弹劾汤若望等传教士。第一次上疏，史料不存，难窥其貌，而第二次上疏，其文稿以《正国呈稿》为题收《不得已》集。该疏从历法手，控告汤若望两大罪状。其一是暗窃正朔，盗窃名。原来，汤若望完成《时宪历》一百卷呈朝廷时，首页写了“依西洋新法”字样。在杨光先看来，大清之官，修大清之历，历面上怎么能写“依西洋新法”？这是不尊皇上，而把西洋奉为正朔。对此，他早在五月第一次上疏时，就纠弹过此事，可汤若望置若罔闻，不知检举改正，以赎不臣之罪，而是持不改，“是藉大清之历，以张大其西洋”，“罪不容诛矣”。

    其二，新法推闰有误。其特别提到将立提前一天，“是不应立之日而立，应立之日而不立”。每年立，皇上都要行迎大典，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!现在新法居然错日期，淆盛典，其“亵天帝而慢天，莫此为甚焉”，这是该杀之罪!

    最后，他总结说：“总之，西洋之学，左之学也。其所著之书，所行之事，靡不悖理叛”，而天主教人之狼野心，“谋夺他国，是其天”。如今他们呼朋引类，外集广澳，外沟连，不可不防。如果任其“党与炽盛”，“不几养虎自贻患哉”!

    但是，这两次上疏均未达到目的。第一次是“不得上达”，第二次则是“礼未准”。究其原因，乃与汤若望此时恩未减，地位稳固不无关系。

    汤若望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，不仅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，而且与孝庄皇太后及小皇帝福临本人都关系亲密。汤若望学识丰厚，对于天文、地理、制造、火和医学都有相当的研究，这使清皇室对他尊重有加。有一次，皇太后生病，派人来咨询汤若望。汤若望当时并不知病人是谁，但听了来者讲述，知病不重，乃取铜牌一枚让来人带回让病人佩，不久太后病愈，后来太后一直着这枚铜牌，以为佑护。还有一次，顺治帝的皇后患病，也被汤若望治好。这些都使皇太后对汤若望心生崇敬，并尊其为义父，而顺治帝也尊称汤为玛法，即满语祖父。顺治临朝后，对汤若望更是礼遇有加。除了加官晋爵，恩赏不断，还经常召汤，或亲临馆舍，与之谈。顺治帝是一个勤学的皇帝，由于年幼养失学，临朝后发愤苦读，五更起读，至晚不辍，前后九年，几曾呕血。在与汤若望的往，他经常向汤若望请教天文、历法等方面的问题，并征询有关军国大事方面的意见，双方来往密切。考虑到汤年事已，顺治不仅免除他君臣跪拜之礼，还专门为他备一个舒适的椅，而汤若望每每廷也“有如家人父”一般。汤若望一度还想劝说顺治皈依天主教，但未能成功。

    这些礼遇和厚待，除了个人之间的和信赖之外，也与清初宽容的宗教政策不无关系。满族信奉萨满教，但关以后，对汉人的佛、、儒三教并不排斥，允许其与萨满教并存。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，清初顺治、康熙对天主教并不认可。顺治帝看过天主教书籍后大不以为然，认为荒唐悠谬之说，无逾此书。康熙也说过此类的话，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对天主教采取宽容的态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