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大博弈(出版书) - 第5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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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七、再来一次

    明仁宗只了十个月的皇帝,病逝后朱瞻基继位,是为明宣宗。

    朱瞻基有“明君”的誉,他与其父统治的时代更被史家称为“仁宣之治”。明宣宗过几件很有意思的事:他发动了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“扫黄运动”,查封了首都的大批院,废除了原有的官制度,禁止官员携宿娼。此外,他还有意将首都迁回南京。

    明宣宗对郑和同样十分信任,于迁都的考虑,他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,着手修理南京殿,同时修建南京大报恩寺。

    但是,明宣宗同样面临着忧外患。明太祖朱元璋留的外藩的问题,历建文、永乐、洪熙三朝,都没有得到本的解决。朱瞻基即位之后,整治藩汉王朱煦与赵王朱燧,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得以彻底解决。对来自北方蒙元势力的威胁,明宣宗御驾亲征,对其实施军事打击。在这个背景,宣德五年(1430年),宣德帝亲自召见郑和,重启远西洋工程,诏书曰:“朕祗嗣太祖皇帝、太宗文皇帝、仁宗昭皇帝大统,君临万祖宗之至仁,普辑宁于庶类,已大敕天,纪元宣德,咸与维新。尔诸番国远海外,未有闻知,兹特遣太监郑和、王景弘等赍诏往谕,其各敬顺天,抚辑人民,以共享太平之福。”

    皇位稳固了,“君临万”的念在所难免。宣德六年(1430年)十二月,郑和开始了第七次远航,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西洋。

    这一年,郑和年已六十了。据《明宣宗实录》记载,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人的远洋船队“凡所历忽鲁谟斯、锡兰山、古里、满剌加、柯枝、卜剌哇、木骨都束、喃利、苏门答腊、剌撒、溜山、阿鲁、甘把里、阿丹、佐法儿、竹步(索里)、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司……”

    第七次西洋,实现了两个人的梦想:作为帝王,朱瞻基实现了“君临万”;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,郑和来到了圣地麦加,实现了朝圣的梦想。

    宣德八年(1433年)二月,郑和船队返航。三月十一日,郑和病逝古里。古里,二十六年前,郑和第一次抵达的便是这里,最终他又在这里走到了人生的尽,成为历史与传奇。

    八、烟消云散

    郑和的故事,需要一个尾声。因为郑和的故事,始终与大海有关——这时的欧洲已告别黯昧的世纪,正在发生变。郑和航海,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互动?没有任何相关迹象。郑和跟后人想象的哥布、达·伽、麦哲,是有区别的。

    郑和航海,本就不是国历史上的“唯一”,更不是国历史上的“第一”。唐代即有海外远航,明代与之相比,只有规模上的变化,目的则是惊人的相似——直接服务于王朝的权力。

    郑和西洋的实质,是消除朱允炆式的皇权威胁,同时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,满足朱棣为“上国天朝”之主的自我崇拜。终明一朝,始终都在实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,虽然有时松动一些,而朱棣时代恰恰是最严厉的时期。《明太宗实录》记载:“缘(沿)海军民人等,近年以来,往往私自番,通外国,今后不许。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。”为贯彻“海禁”,朱棣还责令“禁止民间海船”,“原有海船者悉改为‘平船’,所在有司防其”。唯一的变化,是朱棣恢复了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。

    朝贡,是一笔政治脸面账。而经济账,当时就有人算得一清二楚: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北京紫禁城发生大火,刚刚落成的三大殿然无存,朝大臣趁机对郑和西洋发一片反对之声。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上书抱怨说:“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,实罢疲国。宜明诏海外诸国,近者三年、远者五年一来朝贡,庶几官民两便。”李时勉等说得非常委婉:由于郑和西洋,周边国家不断派遣使节京朝贡,搞得有关接待门应接不暇。“送礼”的客人冷不得又不得,不如少招惹他们,以免劳民伤财。

    表面的歌舞升平,代价是朱棣的一掷千金。万历年间的王士,则给了朱棣政治账的直接答案:“国初,府库充溢。三宝郑太监西洋,赍银七百余万,费十载,尚剩百余万归。”

    ——净亏六百万两白银,这就是郑和“西洋”之行!

    明成化年间(时间史料记载不一),明宪宗受官鼓动,再次冒重新西洋的念,遂传令兵调取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。但是,所有的资料都失踪了。

    郑和航海资料的丢失,据说与当时的兵车驾司郎刘大夏有关。但是不是刘大夏焚毁了航海图,同样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。明宪宗企图重新西洋之事没有文,刘大夏焚图之嫌最终不了了之,其实都在郑和航海的实际意义与价值上。

    “郑和之后,再无郑和。”郑和七西洋,最初的意义没有太多的隐秘,最后的意义也无需太多的附会。明朝的大海,“悠然而去渐远渐小,但则见渺茫茫一发遥空只有天相连”……

    唐伯虎:悲人生

    很多人因为《三笑》式的娱乐片,形成了关于唐寅的乐印象。其实,唐寅是一个悲,他循规蹈矩时被人陷害,逾越规矩时又被人欣赏,“风”的浪漫与之相去甚远。这时的明朝已过去了一百年,杂无章的时代烙印,一脑儿地刻在唐寅上。

    一、人生波浪

    唐寅(1470-1524),字伯虎,又字畏,号六如居士、桃庵主等,吴县(苏州)人。

    唐寅的祖辈,大约于明英宗年间落籍吴,到他父亲这一辈时,依旧是一介市井平民。唐寅的父母小生意,而且在街市开了一“酒肆”。不过,这酒肆档次很低,来喝酒、喝茶的都是一些市井小民,唐寅也就自幼在这生活环境

    少年唐寅习惯于游走闾巷街,有着旷达不羁的禀,没有家传的责任和义务,甚至没有德的负担,这也是他日后遭遇挫折,与儒林渐行渐远,走上“才艺”之路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 唐寅的少时朋友,亦多为市井生。有个街小混混似的张灵,与唐寅往甚多。直到十几岁时,二人还时常一齐脱光衣服,塘洗澡。家生计有父母持,唐寅时常浪街市。

    唐寅的幸运之,在于他的生活大环境。苏州地区经济发达,科甲繁盛,唐寅的父母在耳濡目染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。明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公平、公正的一面,客观上打通了社会上层之间动的通。科举成功便功成名就,比上不足比有余的唐寅父母,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。小生意的一积累,他们全押在唐寅上,期望他一举成名改变家族的命运。

    唐寅“极颖利”,自幼聪,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料。唐寅十六岁时参加童试,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生员,也是家族第一个有“功名”的人。小小年纪即为“秀才”,整个苏州城也为之轰动。

    少年得志,也让唐寅人生前景一片光明,地方富家弟纷纷与唐寅往,唐寅也有了与张灵截然不同的一帮朋友。十九岁时,唐寅更娶了当地有份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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