凰涅天下 - 分卷阅读8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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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同。’”

    他声音一顿,提:“‘今大既隐,天为家。各亲其亲,各。……大人世及以为礼,……以贤勇智,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……此六君者,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。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,在执者去,众以为殃。是谓小康。’”

    赵鼎诵的是,记述了孔于参加鲁国的腊祭后,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叹,对弟说,在大实行的时代,天为天人所共有,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,老吾老,幼吾幼,没有劫夺、偷盗、杀人越货的坏事,门不关,这就是大同世界。

    这个“天为公的大同”是孔最理想的世界,也是儒家的最理想。

    孔从不认为君主世袭和家天是最合理的天。但他又清楚知,这已经消逝了,天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,诸侯天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,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,而且制定礼仪作为纲纪,用来确定君臣、父、兄弟、夫妻的关系,让人才为自己的野心建功立业,由是谋诡计兴起,战争产生。

    孔想治平天,维护秩序,就必须在家天妥协,让儒家的治世思想符合现实。他对弟说,上古天为公的大同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现实能达到的治平世界只是“天为家”的小康世界,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、周武、周成王、周公这六位治世的时代,就是孔的“小康”,即达到治上的天为公。

    因此,孔以恢复三代(夏、商、周)那小康家天的礼制为儒家的现实理想,并由此建立了符合家天统治的儒家理纲常,提“君君臣臣,父父”,努力推行家天的治平秩序。

    但是,“天为公的大同”仍然是孔的最理想。

    在孔之后,先秦时代的儒家们也始终以“大同”为最向往,但在现实则以治上的“公”为学说。孟说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就是对诸侯宣讲民心为重的王之治,然而其涵思想却是“天为公”。

    但是,“天为公”的大毕竟太渺茫了,后世的儒家只能向往,而在现实,却必须以维护家天的统治来实现儒家治平天的理想。

    至秦统一天,以法家为统,至西汉又以黄老为统,儒学并未成为帝王之学。汉儒董仲舒为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,迎合君主的需要,提“天之”,并将此“天”赋予“君臣、父、夫妻”之关系,如“君为面,臣为面”,故“君为臣纲”,将君臣关系固为天

    这事实上背离了孔的君臣纲纪。孔“君君臣臣”,是有原则的,即“君使臣有礼,臣事君以忠”。而董仲舒的“君为臣纲”其实是来自于法家韩非的“臣事君,事父,妻事夫,三者顺,天治;三者逆,天”的学说。先秦法家与先秦儒家最显著的区别之一,就是以君为本,调臣对君主的绝对遵从,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是相悖的。

    董仲舒的学说事实上是背弃了孔的“大同”理想,而将孔退而求其次的“小康”作为天不可易。

    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,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,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,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一步世俗化,迎合了家天君主的统治需要,遂使儒学成为“独尊”,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,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,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,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,必致天裁于一人之害,周敦颐悦而曰“然也!”

    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,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,但宋代的儒家不同,更追求经义的涵,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,而是以己义去理解,称为“六经在我,我注六经”。如周敦颐,认为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,动极而静;静而生,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,互为其;分,两仪立焉”,即是没有贵贱的,这就从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“天之”以及由之衍推的“君,君为臣纲”。如王安石,不信天命论,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。而周敦颐的弟程颢、程颐,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,因为二程认为,唯有将三纲天理化,让人臣不敢篡位,不敢逆父,妻不敢背夫,才有利于维护天太平和睦的秩序,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。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理想。

    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还不是主思想,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,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。而且,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“与士大夫治天”的影响,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的“君使臣有礼,臣事君以忠”和孟的“君臣有义”,将之奉为君臣之。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,与朝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。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、富弼、司光,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,认为必有害于“共治天”。名可秀对此曾叹说,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,但比起文、富、司三公,却在政上少了大智慧。

    大宋士大夫们认为,“与士大夫治天”,即天非为天一人之私。当然,这与孔说的“大之行也,天为公”的最理想不同,这是指治理天的“公”。但也有少数激的士大夫认为,“君与士大夫共天”,这个“共”,就是指“共有”,天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,人君为首,而士大夫为从。振的成员,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的激者,纵然初社时不是激者,但在期耳濡目染影响,也成了“共天”的拥论者。

    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,明确地提“大之行,天为公”,并将党名立为“大公党”,就是重举孔的“大同”理想。

    她在众人思涌动接着立论,“吾党之立,当以圣人之‘大同’为最抱负,此谓之至纲领;而在家天之当,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之纲,谓之最低纲领,即君与士共天,以人君为领,士为治,限君权,扩士权,尊礼制、法治与民意。——是否妥当,请诸君议之。”

    她的话一停,桌两侧的人都议论起来。

    卫希颜暗佩服名可秀,将孔的理想世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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