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 - 第7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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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奕乃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元老,清代十二家世袭铁帽王之一,绰号鬼六。他是光皇帝第六,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。咸丰帝驾崩后,他与两太后联手发动政变,取得成功,此后一直备受重用,先后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。法战争后,虽一度被罢黜,但日甲午战败后,他又被慈禧太后重新起用,坐镇枢。

    恭亲王在清末也算是一个新派人。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,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,走“求”“求富”之路。不过,他的主张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一样,只限于层面。所谓学为,西学为用。只学技术,不改制度。在他看来,康有为等维新人实在是走得太远了。这当然不能被允许。想当初,他修铁路、办实业、选派留幼童等,这些改革措施也曾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围攻,如今时过境迁,他却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,扮演起阻挠维新的角,真可谓此一时,彼一时也。

    关于总署召见康有为,参加人员有哪些,说法不一。一是“总理衙门一切的大臣都席”,这是康有为接受报纸采访时所说。但他在《自编年谱》又说,参加召见的有大学士李鸿章、协办大学士翁同龢、新任总署大臣荣禄,以及兵尚书廖寿恒、左侍郎张荫桓,而对恭亲王和庆亲王并未提及。不过,据翁同龢日记,上有“未初到总署,两邸诸公毕至”之语。此说法,恭王、庆王均席了。此外,还有一说法,即此次召见由庆亲王奕劻领衔,也就是说恭亲王没有席。总之,不论哪说法,召见规格都是相当的。用康有为的话说:“他们以各款待客人应有的礼仪来款待我。”

    召见从未时开始,至酉时结束,共历三个小时,地是在总理衙门西厅。所谈话题很广,主要围绕时局和变法,容包括立制度局、新政局、练民兵、开铁路、借洋债等等。不过,谈话并不投机,双方格格不。荣禄谈到祖宗之法不能变时,康有为反驳说,总理衙门过去也没有,也不是祖宗之法,现在不是有了吗?因此变不变要因时制宜。康有为还谈到要建立一个司法制度,聘请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共同改订法律,并重组政府门,这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。对于这样的观,在场的大员们也都“意甚隔”。正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香港报纸所说:“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白的表示,但我可以看得(他们)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。”

    据香港《孖刺报》援引康有为的话说,即召见的次日早上,恭亲王和翁同龢向皇帝汇报了召见的经过。尽恭亲王承认康有为颇有才,而且很能,但他明确表示了对康的反对。不过,翁同龢对康却持支持态度。

    听完汇报之后,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将康有为的谈话以奏折的形式报告给他。听说在总署谈话时康有为推荐了《日本变政考》和《俄大彼得变政记》等书,他也命总理衙门立即呈。此外,他还谕令总理衙门大臣,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“即日呈递,无许阻格”。也就是说,康有为今后如有奏章可以越过工和都察院,直接由总署代呈皇上。这个规格也是过去没有过的。于是,在这之后,康有为大为振奋,又先后写了《上清帝第五书》《上清帝第六书》,并呈送到了光绪帝的面前。

    3月27日,即德占胶州数月之后,俄国公然派舰队开旅顺港,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湾。面对列的瓜分危机,举朝震悚,光绪更是心焦如焚,寝难安,改革之心,愈加迫切。这期间,康有为先后将译的《俄大彼得变政记》《日本变政考》呈递光绪。光绪看了大兴趣。5月间,他连续要求翁同龢呈康有为之书。但此时,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

    5月26日,光绪让翁同龢再康有为之书,翁的回答已与先前大不相同。

    翁答:“与康不往来。”

    帝问:“何也?”

    翁答:“此人居心叵测。”

    帝说:“此前何以不说?”

    翁答:“臣近见其《孔改制考》知之。”

    《孔改制考》刊于戊戌正月。书大同思想和民权平等之说,有御史弹劾此书“爚圣言,参杂邪说”,“大有教皇国之意”。翁看了此书开始对康产生质疑,故有“此人居心叵测”之言。

    据翁同龢日记载,第二天,光绪又问康书(光绪连续两天问康书,可见对此事的重视),翁答如昨,仍然持己见,不愿替康有为书。皇帝发怒诘责。翁说,可谕总署呈(意思是说皇帝要康书,可传旨总理衙门办,他本人拒绝呈)。光绪不同意,非命他转张荫桓传知。翁说,张(荫桓)日日见,皇帝何不直接面谕(意思是说,皇上直接和张说即可,何必要我“传知”)?但光绪却持非让他传知不可。

    从以上日记看,翁同龢对康的看法此时已完全改变。而且,对于当初推荐康有为也颇后悔。翁同龢的转变看似奇怪,实则不然。他本来是看好康有为的,但他很快发现康与自己并非一路人,不仅在变法理念上相去甚远,而且康的招摇过市,其风大有盖过自己之势,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。其实,翁同龢早在正月初三总署召见康时,就已对他印象不佳。他在当天日记评价康时用了“狂甚”二字。不过,尽如此,在向皇帝汇报时,他仍然不顾总署大员们的反对,在光绪面前力康有为,并充当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联络的纽带。

    这期间,康有为表现得极为活跃,一方面忙着给皇帝译书,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,召开各学会。旅大事件发生后,他还再次鼓动公车上书,并乘机联合各省京官及在京应试举人召开保国会。

    保国会成立于戊戌三月间,这事闹了很大的风波。有人指责康有为成立保国会,有“保国不保大清”企图。对于这言,保国会居然不置可否。于是,御史纷纷上奏弹劾,“已而京师大哗,谓开此会(指保国会)为大逆不”。 军机大臣刚毅要求严查会之人。当时保国会名单一公布,许多列名者纷纷退缩,要求除名。用康有为的话说:“谤言途,宾客至皆避不敢来,门可罗雀,与三月间成两世界矣。”可见事态严重。好在这事最后光绪表态了,他说,会能保国,岂不大善?为何要查?于是弹章留,事遂止。

    虽然由于光绪的庇护,保国会的事平息去,但翁同龢却从到了危机。你想啊,外界都认为他是康有为的后台,康这么闹去,最后势必牵连到他。当时,帝后两党矛盾尖锐(后党戏称“老母班”,帝党戏称“小孩班”),翁同龢本希望调和两派之间的关系,而康有为的法适得其反,使矛盾不断激化。在这,他不能不撇清自己,拉开与康有为的距离。

    然而,在光绪看来,翁同龢这是在阻挠新政。因此,在康与翁之间,他必须选择。后来翁同龢被罢职显然也与此有关。

    应该说,胶事和旅大事发生后,光绪对康有为已经越来越看重。在看了康有为《上清帝第六书》《上清帝第七书》,以及康有为呈的《俄大彼得变政记》《日本变政考》等书后,他的变法决心也日益定。5月间,恭亲王奕病重期间,他居然让庆亲王奕劻带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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